【史论】黄小峰丨货卖天灵：宋画中的头骨与医药

主持人语：

　　《货郎图》中丰富的民俗信息向来是研究的热点。本期［史学］栏目的《货卖天灵：宋画中的头骨与医药》一文，集中讨论了“货郎图”题材中的“医药”语境。作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货郎兼有行医身份，“头骨”是药材。本文则结合传统的医学分科详细讨论了图中动物头骨之外与“医”相关的种种标识，以及货担中可能用作药材的许多货物。同时结合宋代其他的图像和医书来解读此类“货郎图”中丰富的“医药”信息，不仅严谨可信，读来也十分有趣。另一篇文章《中国向来的灵魂——20世纪中国戏曲人物画研究》，作者以关良和林风眠的创作为代表，分析了戏曲人物画在20世纪的兴起、类型及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接着讨论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本土戏曲人物画的新推进、当代戏曲人物画中彩墨表现的新理解和新思考，并对新时期戏曲人物画做出展望。本期［理论］栏目《文化现场与体系重构——20世纪初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向》一文，研究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在20世纪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者认为文化现场的带入和美术观念的转变是中国美术史研究实现现代转向的关键，而且研究范式上的这种转变是与新时期艺术实践的形态——敦煌艺术研究和其他民间美术的调查——相关联的。

——秦韵佳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绘画中头骨图像的多义性做出贡献。通过对南宋李嵩《货郎图》系列的图像细读，本文认为，《货郎图》中的头骨，作为一枚入药的猕猴头骨，与画中出现的鳖甲、蛇蜕、穿山甲、水牛角等其他珍贵药材一起，构筑出一个庞大的医药语境，对于《货郎图》功能与意义的表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货郎图》  头骨   药材   小儿科   兽医

引言

一说起头骨或是“骷髅头”，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联想。但是艺术史中众多的头骨或骷髅图像是否都具有相似的意涵？我们应当在怎样的语境中来观察和讨论？

从骷髅想到死亡，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宋元以来展现地狱景象的《十王图》中，常可发现饱受折磨的灵魂留下的森森白骨。在佛教尤其是密教的图像里，头骨和骷髅形象屡见不鲜。佛教中有一种被称作“白骨观”的禅观实践。早在克孜尔石窟中就画有观看头骨的比丘，而吐峪沟石窟中则出现了半肉身半白骨的人体形象。远在阿富汗的塔帕·修托尔（Tape Shotor）寺庙的地下窟中更是有僧人观看一具完整的人骨架的壁画〔1〕。道教中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白骨观想，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就用骷髅图来宣扬教义。在密教中，头骨出现得更频繁。晚唐《千手千眼观音图》中就有戴骷髅头项链的金刚，脚踩的也是头骨。在敦煌也发现了做成骷髅头形状的小串珠，大致判断年代应是元代或西夏。在千手千眼观音图像中，观音手持的法器中也常见骷髅头〔2〕。另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金代的《弥勒大士图》碑，有大安元年（1209年）赞。图中弥勒布袋中倒出的物品就有一个头骨。这些都是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图像，与宗教的教义、仪轨有密切关联，人们常会从宗教生死观的角度去考虑其含义〔3〕。但这显然不是头骨形象出现的唯一语境。譬如，有人注意到一类特殊的宋代陶俑，塑造的是一人用双手扒开脸皮，露出里面的头骨。尽管也有人将之与宗教的白骨观想联系，但更多研究表明可能表现的是唐宋时代在祆教影响下的一类称作“七圣刀”的幻术表演〔4〕。如果我们意识到头骨图像包含有多元的语境和意义，那么面对宋代被称作“货郎图”的一类绘画中出现的头骨图像时，说不定就会有新的发现。

存世的南宋时代《货郎图》共4幅，3幅有李嵩名款，另有一幅无款。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幅没有描绘出头骨之外，另外3幅都有，分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小横卷、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团扇（图1）、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无款团扇。几幅画构图略有不同，画面所描绘的都是一位肩挑两大筐货物的中老年货郎，来到乡村，与青年女性和几个男女儿童偶然相遇。一个没有下颌骨的头骨倒挂在货郎所挑的一个货郎担上，与许多物品混杂在一起，需仔细辨别才能发现。关于《货郎图》以及图中的头骨，笔者之前已做过初步研究〔5〕，提出图中的头骨应该是一种药材。本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和相关的医药图像寓意。

图1 [南宋] 李嵩  货郎图  绢本设色  24.1×26厘米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医的寓言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已经列举出了包括《货郎图》系列在内的7件含有头骨图像的画作，通过比对，认为其中的头骨均不是人头骨，而是猕猴头骨或其他哺乳动物的头骨，它们之所以被画出来是因为均是特殊的药材。这些作品包括：李嵩《货郎图》（3件）、传宋人《观画图》（美国私人藏）、传宋人《松荫论道图》（故宫博物院）、孙珏（款）《毛女图》（费城美术馆）〔6〕、佚名《毛女图》（私人藏）。在这些作品中，我找到的共同之处是医药。最典型的是传宋人《观画图》，这柄团扇的核心主题就是医药。画面中心，人们在观看一幅描绘骑虎的药王孙思邈的立轴画。画的右边是一位标准的医生形象——他的巾帽上装饰有小眼睛圆牌。人物后面则是一个药摊，上面不仅有各种草药，还有好几个大小不同的动物头骨，掩映着几块鳖甲。时代接近的2幅《毛女图》，主题是采药的毛女，也与医药有关。画中的毛女们背着采药的深筐，成果颇丰，有的手捧人形明显的人参，有的手拿灵芝中最漂亮的“赤芝”，有的手提装满各种草药的提篮。头骨与不同的药草一起悬挂在毛女头顶的伞盖之下。传为宋人的《松荫论道图》，主题尽管和医药没有关系，但画中那位代表“道教”的仙人，是一位与毛女形象类似的采药男仙，身披不老叶，他所搜集到的一枚小头骨也悬挂在伞盖之下。相比之下，《货郎图》与医药的关系虽然不如《观画图》直接，却比其他几件画作要更紧密。在讨论《货郎图》功能与意义的论文中，我曾提出，画中的货郎具有医生的身份〔7〕。有几个显著的标志：第一，在货郎的脖子上挂着一圈“项链”，上面挂着好几个画有眼睛的圆牌，这是医生的标志（图2）。第二，在货郎的货物筐上有一个竹编的小斗笠帽，帽身上贴着一条细长的广告招幌，上面写着“攻医牛马小儿”或“专医牛马小儿”〔8〕。如此看来，《货郎图》中货郎并非一般的医生。他不但能治人，还能治牲畜。不过在治疗人时专长于小儿科。在宋代的官方医学分科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元丰九科”，分别是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眼科、疮肿兼伤折、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小方脉”相当于小儿内科，其地位仅次于成人内科的“大方脉”和治疗各类风寒风热的“风科”。另一种分类是崇宁医学的“三科通十三事”，三大科为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科”主要学习的是大、小方脉以及风、产二科〔9〕。元代以后逐渐确立的医学十三科，大致上在宋代已经完备。宋代十分注重小儿科，与大方脉常是最基本的医科设置，这可以从北宋末年地方州级行政单位的医官配置上看出来。在大的州尚有产科和眼科医官，而自规模中等的“中州”开始，则只有大、小方脉〔10〕。按照崇宁医学的三大科，能治疗小方脉，便也通晓大方脉和产科。

图2 [南宋] 李嵩  货郎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牛马”，则属于兽医的范畴。中国古代的兽医学以大牲畜为主，尤其以马和牛为核心。“马政”是历朝历代国家制度的重要部分，因为马不但是交通工具，更具有重要的农业和军事作用。牛则是最重要的劳动工具。马和牛的意义在《宣和画谱》的“畜兽门”绪论里被讲得十分夸张：“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马与牛者，畜兽也，而乾坤之大取之以为象。”〔11〕“兽医”或称“医兽”，是宋代军队中专门医马的官吏名称。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也说：“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12〕可见牛马在兽医学中的核心地位。历代《农书》中通常都有治疗牛马等牲畜的简单医学知识。“相马经”“相牛经”中也有关于马和牛一般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此外，更是有专门的治疗牛马的著作，如明代的《元亨疗马集》，其中除了马，还包括牛的各种疾病的治疗。

在现代医学中，把儿科和兽医放在一起是很难想象的，它们属于不同的类别，哪怕在宋代也是这样。尽管在中国古代的医药学中二者并不是完全两分的，尤其是许多本草类药书，都会同时讲到治疗人和牲畜的情况，许多古代方书也会同时列出适用于人和适用于牲畜的药方。不过毕竟人与兽判然有别。无疑，“专医牛马小儿”绝非普遍情形，而是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说儿科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那么牛马则主要是乡村生活关注的重点。这正可以与画面中乡村场景相对应。走街串巷的乡村医生所要面对的恐怕不仅是人，还有牲畜。或者说，兽医不仅要面对牲畜，还会面对人。“牛马”所对应的乡村生活体现在画中货郎担上许多农业生产用具中，而“小儿”则不仅体现在明确画出的多名儿童形象中，还体现在货郎担上那许多儿童玩具里〔13〕。

《货郎图》中医生形象的特殊性，在货郎脖子上挂着的“项链”里也可以窥探一二。和其他一些古画中“标准”的医生形象相对比，可以看到这个“项链”也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所谓《杂剧眼药酸图》中卖眼药的郎中，还是明代宝宁寺水陆画中的医生形象，或者是《观画图》中的医生，身上或帽子上只有画有眼睛的圆牌。而《货郎图》中这串“项链”，悬挂的东西多种多样，有眼睛圆牌，有牙齿、耳朵、鼻子和脚的模型，还有小葫芦和类似小罐子一样的物品〔14〕。小葫芦，既是象征“悬壶济世”的医生，也是在具体表示医生的药葫芦。类似小罐子的物品可能也有相似的含义，或许是暗示盛药的罐子。眼睛圆牌，既可以是医生形象的普遍象征，也可以是眼科的暗示。那么，牙齿、耳朵和鼻子模型就是元丰九科中的“口齿兼咽喉科”，或者是崇宁医学“三科通十三事”中“针科”里的口齿、耳，类似今天的“口腔科”和“耳鼻喉科”的结合〔15〕。脚的模型相对更特别，因为它看起来胖乎乎的，像是婴儿的脚。不过，仔细看的话，脚脖子上有明显的好几道不规则的线条，尤其以克利夫兰本和台北故宫本为突出。这或许是表示受伤肿胀的脚，对应的恰是疮肿兼伤折，大概即今天所说的骨科。

在医学科目中，较少为人谈及的是“书禁”，后来也称之为“祝由书禁”。这类医术大多并非通过药物，而是通过符咒等形式来驱除病邪鬼怪，带有巫术的性质〔16〕。《货郎图》中其实也有对这一医科的暗示。在货郎身上挂着一个有“仙经”字样的装饰物，在诸本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本画得最完整。在这个装饰物的上部，写着“诵仙经”三个字，它的底部，有一个覆莲形装饰，上面悬挂着一个写有“病”字的小圆牌。（图3）仙经是道教的经文。显然，这是“念诵仙经，消灾祛病”之意，也属于祝由书禁的范围。换句话说，货郎所携带的这些物品，可以看成是货郎除了小儿和牛马以外，所涉猎的医学科目的广告，构成了一个“医”的寓言。

图3 [南宋] 李嵩  货郎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货郎图》与《观画图》不一样，并不完全是与医药有关的图画，如果非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货郎图”，那就应该是“物品”。货郎与社会发生关系，就是通过可以买卖交易的百货。实际上，“百货”也不足以充分表达出画面对于堆积各种物品的兴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货郎图》中，都在不容易发现的地方藏着“三百件”几个极小的字。前者是在货郎担上挂着的一个包袱，“三百件”仿佛是写在包袱的表面。后者是在画中树干上，仿佛是刻在上面〔17〕。“百货”的“百”是一个虚指，“三百件”是否也是虚指？一般而言，我们都会认为所谓的“三百”是虚指。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去想着一件一件的把《货郎图》中的各种物件数得一清二楚，但是货物之多是直观的，多到我们无法数清楚的地步〔18〕。为什么我们数不清楚货物？既是因为很多物品画得很细小，难以辨认，更是因为很多物品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换句话说，当我们无法全部辨识画中的物品时，我们便无从判断“三百件”究竟是实是虚。“三百件”，某种意义上而言是画家抛给观者的谜题。

在我对《货郎图》与“抓周”习俗之关联的讨论中，提出看待“货郎图”的一种方式，即画中充满着人的成长和生活必备的各种物品，尤其是与职业身份有关的物品，暗示的是儿童长大成人之后必定会需要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19〕。当我们初步辨识出画中与医药有关的各种物品时，我们也许离谜底更近了一步。与医药有关的物品，是“三百件”众多货物中的一部分。这些特殊物品被画在画面中比较重要的位置，即货郎的身上或者离货郎较近的位置。不过因为这些物品通常与日用物品距离稍远，相对更难辨识。 

《货郎图》中与医药有关的物品，不只有上文所说的那些。在货郎所戴的幞头上，还插着几个奇怪的东西。一个细长，末端弯曲成一个钩子形。另一个呈“L”形，由两部分组成，一头细而均匀，另一头呈现一个刀片状，两部分形成的角度似乎可以调整。这两样东西交错在一起，呈“X”形交叉，被货郎幞头脚固定在幞头上，像是一个装饰物，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描绘得尤其清楚。此外还有一件，体量小不少，应是粗细渐变的物品，插在幞头上，露出较粗的一头。这三个物品显然是硬质材料制成，是某种特殊的工具，这很容易会让人想起传为李唐的《灸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中赤脚医生为农人医背上恶疮时头上插着、手上拿着的手术刀〔20〕。手术用针具，自古有“九针”一说。在北宋治疗痈疽的外科著作《卫济宝书》中，就提到了用于手术和针灸的各种针具，有阳针、阴针、雷锋针、取脓针，形状如韭菜叶，长三寸六分，约11厘米。北宋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铜针，长10厘米。《货郎图》中那根粗细渐变的物品，作为一枚针具，形装、尺寸都是合适的。除了针具，《卫济宝书》还提到了手术用的炼刀和小钩。不过，《货郎图》中那柄弯钩形的工具，从大小来看，不是一般的钩子，可能是刃口呈弯钩形的手术刀，也称“弯刀”“弓刀”。至于那把呈“L”形，由两部分组成的工具，可能是一把可折叠的手术刀。《灸艾图》中的民间医生，正用手术刀给病人做手术——从病人痛苦的表情来看，可能正在切除背疮上的腐肉——那手术刀就可看到两个部分折叠在一起。这些外科手术用具，如果要对应宋代医学的科目，大概就是疮肿和针灸科。

药里乾坤

《货郎图》中医药的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涵盖了宋代的主要医学分科。以上讨论的大都是“医”，那么，“药”的内容又在哪里呢？药物可以分为成药与药材。像货郎脖子上项链中挂着的小药葫芦，里面如装着药丸，应该是成药。美国大都会美术馆《货郎图》中，在有“专医牛马小儿”广告的斗笠旁边有另一个字条，写着“健脾”字样。显然，这是健脾药的广告。货郎担上还挂着膏药，也属于成药。但是药材在画面里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处于原始状态或仅仅经过简单加工和炮制的药材，常常称之为“生药”。《毛女图》中毛女所采的新鲜药草，就是典型的生药。《观画图》中的药摊，就是一个典型的生药铺所应该有的“景观”，既有各种草药，也有取自动物的骨、角而成的药材。植物之中，像人参、灵芝、何首乌等，都是很难获得的珍稀药材；而动物之中，像虎骨、鹿茸等，也是珍贵药材。在药铺中，这些珍贵药材往往会被展示出来，作为镇店之宝，既彰显药铺的实力，也带有吸引人眼球的广告功能，古今皆是如此。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藏有一幅托名为元代朱玉的《太平风会图》，画中就描绘了简易的生药摊位，摊位上的大字“依方修合应病丸散”直截了当地揭示了此摊的性质。仔细观察摊上所悬挂用于广告宣传的物品，会发现各式各样的骨头，有鳖甲、股骨、头骨等。那个头骨，有着巨大的獠牙，显然是想表示某种猛兽，可能就是虎头骨。《货郎图》中没有下颌的小头骨，或者说猕猴头骨，其实属于货郎所携带的一系列珍稀药材其中之一。

无论是在《观画图》《毛女图》还是《松荫论道图》中，头骨都不是孤立呈现的，而是与一些能够被轻松辨识的药材放在一起，《货郎图》也是如此。倒挂的小头骨无一例外都挂在货郎身前的货郎担的上部，与带有“功医牛马小儿”字条的斗笠帽在同侧。层层叠压的物品之中，小头骨均处于最外层。在里层堆积的物品中，有好几种植物。一种叶片小、对生，有点像是蕨类植物。另一种叶片较大，细长如长舌形，似乎还和一颗硕大的类似莲花的花朵有联系。看起来这些植物并非供食用的蔬菜。蔬菜在货郎担上有清楚的表示，在货郎担最下部，放着葱、蒜、萝卜，还有带叶的白菜类蔬菜。在货郎担上部，就在这两种植物的不远处，也还可看到好几根长条茄子状的东西，极有可能这两种植物是草药。

在这两种疑似草药的植物旁边，还有另外几种来源于动物的药材。一种呈橄榄形，上面有“丰”字形的横竖条纹，尤其特别的是边缘有若干齿状凸起。这是鳖甲无疑。“穹脊连胁”是鳖的典型特征，古人甚至相信，鳖甲边缘呈现的肋骨越多，其药性越强，九肋最好。鳖甲的旁边是另一种药材，呈现出螺旋形，盘绕在一起，缠在呈放射状的一个圆盘形小架子上。这应该是蛇蜕。缠绕的方式是外围粗，越往内圈越细。外围是头，内圈是尾。在故宫博物院本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外围的蛇的头部，蛇身上的鳞片也画了出来。之所以认为是蛇皮，而不是全蛇，是因为这种撑开缠绕的方式，适用于蛇皮，而不适用于完整的蛇。南宋人如何制作蛇蜕我们不知道，不过明代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当时制作蛇蜕的方法：“今人用蛇蜕，先以皂荚水洗净，缠竹上，或酒，或醋，或蜜浸，炙黄用。”〔21〕所谓“缠竹上”的方式，虽然未必就一定是《货郎图》中那样，但基本方式应该是差不多的。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货郎担上还藏着另一种比鳖甲和蛇蜕都要特别的药材。在4件《货郎图》中，有3件都在货郎担上鳖甲和蛇蜕的下方挂着一个全身布满鳞片的动物。它隐藏在众多的物品之中，看不见头部，但露出了以尾部为主的后半部分身体和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它分别露出了左、右半边的前后两足，可知它有四足。这个尾部尖尖，且带有大颗鳞片的四足动物，就是穿山甲〔22〕。穿山甲又称为“鲮鲤”“龙鲤”。宋代的《证类本草》中，穿山甲被描述成像是小的扬子鳄，又像是有脚的鲤鱼：“其形似鼍而短小，又似鲤鱼，有四足”〔23〕。穿山甲作为珍稀的野生动物，虽然可以食用，但更主要的还是经过炮制而制成药材。穿山甲入药的部分主要是鳞片，称作“鲮鲤甲”，古人甚至认为尾甲效力最佳。在画面中，穿山甲的尾部和鳞片正是主要表现的部分，画家画得很精确，甚至穿山甲的脚有五趾，都表现了出来，与《证类本草》中穿山甲的插图两相对比，十分相似（图4）。这一只完整的穿山甲，画中展现的是最鲜活的药材，也最具有视觉冲击力。放在生药铺中，绝对是最好的宣传品。传为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中，画有一所生药铺，写着“道地药材”的招幌，其房檐下方就悬挂有一只经过简单加工的带有长尾的四足动物作为招徕顾客的看点。很可能也是穿山甲，但因为画得较为简单，也不排除是蜥蜴（本草中称为“石龙子”）的可能。

图4《证类本草》（1249年张存惠刊本）中的穿山甲插图

进一步观察《货郎图》，还能看到另一种物品，其作为药材的可能性极大。在货郎身上挂着的众多物品中，有一个水牛角〔24〕。虽然牛角具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用于制造角梳、角杯等角制品，或制作乐器号角，但其药用价值是十分突出的，是名贵药材犀角的代用品，在宋代的《证类本草》中列于兽部的中品，与鹿茸、虎骨同列。

正是在这种突出的医药语境中，《货郎图》中的小头骨体现出了其特定的意义。画上面的动植物，作为药物，与货郎的医生形象相互呼应。作为“专医牛马小儿”的专门知识拥有者，所携带的这些药材，确实与治疗小儿有很大的关系。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归纳，穿山甲的药用功效为：“古方鲜用，近世风疟、疮科、通经、下乳，用为要药……谚曰：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25〕不但用于解疮毒，还可以用于妇科和产科，通经、下乳，有益女性的健康，也与儿童的健康息息相关。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货郎图》中，正有一位露出丰满胸脯的健壮女性进行哺乳的景象。蛇蜕的药效也很大，尤其是针对小儿，主治“小儿百二十种惊痫蛇痫、瘛疭、癫疾、寒热、肠痔、虫毒、蛇痫、弄舌摇头”〔26〕，可谓厉害之极。鳖甲也有很强的解肿毒功效，同时也对小儿疾病和女性疾病乃至难产有相当大的疗效：“除老疟、疟母，阴毒腹痛，劳复食复，斑痘烦喘，小儿惊痫，妇人经脉不通，难产，产后阴脱，丈夫阴疮石淋，敛溃痈。”〔27〕水牛角也同样是清热解毒良药，也可以用于妇科疾病，治疗“下闭血，瘀血疼痛，女人带下血”以及“时气，寒热头疼”〔28〕等病症。至于动物头骨，古人相信也在治疗小儿各种疾病上有效力，但是其疗效相当程度上是依靠类似祝由书禁一类的辟邪功能。

这些药材，也暗示出中国古代药物学的几个主要分类。在《证类本草》中，按照药材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人、虫鱼、兽、禽、果、米谷、菜等。鳖甲、蛇蜕、穿山甲、牛角、猕猴头骨，全都是不易获得的药材，分属于虫鱼中品（鳖甲）、虫部下品（蛇蜕、鲮鲤甲）、兽部中品（牛角）、兽部下品（猕猴头骨）。画上还有不知名的草药，属于草部和木部。如果把画中食用和药用功能兼具的茄、葱、蒜、萝卜等蔬菜算在内，菜部也有了。画中货郎担上还有禽鸟，一只喜鹊，一只八哥。退一步说，即便蔬菜、禽鸟在画中并非意在医药，但与药材一起，构成了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

物品的功能与意义并不是固定的，根据使用者的不同，一件物品常常具有多种功能。在《货郎图》中，有时候很难完全区分上面的物品究竟是实用还是儿童玩具，正像很难区分葱、蒜、萝卜是食用还是药用，更难肯定八哥、喜鹊是作为食用、药用还是儿童的宠物。画上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盎然的地方。在货郎腰间，就在牛角的下方，挂着2只青蛙。从药材的角度而言，蛙（也写作“鼃”）“味甘，寒，无毒。主小儿赤气，肌疮，脐伤，止痛，气不足”〔29〕。《证类本草》中的图，所画就是水泽边的2只青蛙。从食用的角度而言，蛙在宋代是一道美食。从儿童的角度来说，把蛙腿绑在长棍上，也是好玩的游戏〔30〕。把多种多样的物品，以及物品多种多样的功能全都集合在一起，是《货郎图》的呈现方式。人与物的关系，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的种种希望和理想，就寄托在物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健康有关的医药用品在“三百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便毫不奇怪了。这些东西，也是最精深的知识之一。因为《货郎图》总体上而言是为儿童而画的。医药用品不但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也是他们认识和理解自然世界的重要途径。

图5 (传）[宋] 李公麟  婴戏货郎图  绢本水墨  21.8×29.4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货郎图》系列中还可以包括元明以后的一些仿本，其中有4件比较多地保留了宋代的样式，分别是：传元人任康民《货郎图》（藏地不明）〔31〕、传钱选《货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王振鹏款《货郎图》（私人藏）和传李公麟《婴戏货郎图》（弗利尔美术馆，图5）。我们完全可以把上述在李嵩画中得到的认识应用到理解晚期作品上。传为元代任康民《货郎图》较忠实地保留了李嵩《货郎图》的特点。画面也是团扇，其图像较多来自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本。不过仍有所改动，主要是2个货郎担的位置调换了一下。可惜尚未有清楚图版，无从仔细观察画中细节，但仍可以看到螺旋状盘绕着的蛇蜕，以及下面的一个倒挂的小头骨。传为钱选的《货郎图》轴，应该属于明代中期以后的作品。画中的货郎大致仍保留了李嵩《货郎图》的特征，不过混搭了更多的人物和背景，尤其是把乡村妇女换成了身着男装的女子。这幅画还衍生出另一个更晚的摹本，即昆仑堂美术馆所藏的《货郎图》页〔32〕。在行走的货郎身前的担子上，可以看到和南宋《货郎图》中类似的蛇蜕和穿山甲，不过画得并不精确。譬如，类似穿山甲的动物，身上却没有大块鳞片，脚的表现也不对，而且竟然画出了它奇怪的脑袋。盘在竹子上的蛇蜕，粗细均匀，看起来像一盘蚊香。小头骨和鳖甲更是不见了踪影。在货郎的幞头上，弯钩状的刀和“L”形的折叠刀都没有了，只有类似针具的物品。相比之下，货郎脖子上挂着的“项链”上面的眼睛圆牌表现得很清楚，本来在货郎腰间悬挂的两只青蛙则被挂到了这里。王振鹏款的《货郎图》设色艳丽，像是一个舞台布景。须发皆白的老货郎的货郎担，已经比较明显地与明代宫廷画家的《货郎图》趋同了，他遇到的也是宫廷装扮的女性和儿童。不过，在李嵩《货郎图》中出现的头骨、穿山甲和水牛角，竟然也在担子上找得到对应物。货郎身前的担子是个圆形的大筐，一枝鹿角和一只羚羊角并排，插在大筐的右边。而在大筐的外边悬挂的众多物品里有一个动物的头骨，可以看到头骨上有尺寸不太大的弯角。甚至于可能是有2个头骨，因为画出了3个弯角。在货郎身后，是一个方形的大筐，筐外挂着一个蓝绿色的四足动物，身上有鳞片，类似穿山甲，但又画得不准确。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传李公麟的《婴戏货郎图》是一开册页，年代可能也是明代中期以后。画中出现了儿童打蛇的场景，显然是参考了克利夫兰所藏本的图像因素。虽然从画中的图像因素来看，与明代宫廷货郎图有很多相近之处，但李嵩《货郎图》的一些图像也保留在这幅后期的仿本之中。在画面右边的货郎担上，闹竿上有许多物品。靠近右下部的闹竿上正有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缠在放射状竹片上的蛇蜕，下面悬挂着一个小头骨，从凸起的吻部来看，类似犬头骨。在下面挂着一个鳖甲。旁边挂着的则是那个穿山甲。闹竿顶端挂着一个长条形的招幌，上面写着字，头两个是“川广”，后几个字卷起来不可辨识，无疑，应是“川广生药”之类。更有趣的是，在这个闹竿之上有另一个更大的闹竿，上面悬挂着1只龟、1只鳖、2只虾、1只蟹、1只蝎，与下面的川广生药互动，也属于药材无疑。作为医生的货郎，其标志物眼睛圆牌，则在货郎身前的货郎担上的闹竿上挂着，缀着卖膏药的细长条招幌。货郎的幞头上，也插着一把“L”形的手术刀。腰带上挂着装饰着云头的小药葫芦，还挂着一个耳朵。耳朵旁边挂着一个竹编的篓子，露出一只青蛙，似乎意味着竹篓所装正是青蛙。这些在李嵩的《货郎图》中出现的与医药有关的物品，在这幅明代画作中的复现，说明了这种与医药有关的图像顽强的生命力。不过，与李嵩的《货郎图》中精准的画法相比较，这幅画里已经完全成为一种示意化的手法了，无论是蛇蜕、穿山甲，还是头骨，表现得都相当小，就像是一个小模型，而不再令人想起真实的物品。

结语

作为一种题材，“货郎图”在明代宫廷中大行其道〔33〕。然而，明代宫廷画家的《货郎图》里，与医药有关的图像几乎都看不到了，顶多只有一些膏药作为药铺的标志，或是眼睛图案作为医生的标志。这似乎折射出包括头骨在内的医药图像的命运。在宫廷的语境中，医药从多种多样的物品里退出，只有在民间的语境里，一些作品还多少保留着对医药图像在宋代的繁荣的记忆。是人们对于医药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了吗？显然不是。应该说，“货郎图”这个题材从出现到至明代发生的转变，体现出非常复杂的内涵。既折射出医药观念的变迁，也折射出物品观念的变迁，同时也折射出绘画观念的变迁。这一切都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注释：

〔1〕[日] 宫治昭著，贺小萍译《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0页；Eric M. Greene, “Death in a Cave: Meditation, Deathbed Ritual, and Skeletal Imagery at the Tape Shotor,” Artibus Asiae Vol. 73, no.2 (2013), pp.265-294. 徐峰《古代宗教与艺术语境中的“骨骼式人像”》，《民族艺术》2015年第5期。

〔2〕康保成《沙和尚的骷髅项链：从头颅崇拜到密宗仪式》，《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衣若芬《骷髅幻戏——中国文学与图像中的生命意识》，《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期（2005年3月），第72—125页。

〔4〕杜文《宋代陶塑玩具上所见“七圣刀”幻术》，《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郭强、化夏《宋代骷髅形象与佛教“白骨观”》，《大众考古》2017年第12期；黄松涛《祆教七圣剖幻泥：宋代幻戏陶俑》，《收藏》2019年第2期。

〔5〕黄小峰《看画治病：传宋人〈观画图〉研究》，《美苑》2012年第4期，讨论头骨的部分见第72—74页。

〔6〕Stephen Little ed.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334. Hiromi Kinoshita ed., Art of China: Highlights from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2018. p.82.

〔7〕黄小峰《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

〔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作“攻医”，大都会美术馆藏本作“专医”，克利夫兰美术馆藏本写作“妙医”，北京故宫本只露出“医牛马小儿”字样。从北京本和台北本可看出，斗笠上的字条其实有两段，分别贴在斗笠两边，但另一段被其他物品遮住。北京本上只能看到另一段字条头一个字是“善”，台北本中，只可看出“得”字。两段字条应是一个六言的对偶句，或许为：“专/攻/妙医牛马小儿，善得□□□□。”

〔9〕马燕冬《古代医学分科史考论》，《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年第6期。

〔10〕王振主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99—201页。

〔11〕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9页。

〔1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9，“兽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关于宋代对于牛马疾病的防治，参见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第六章“宋代政府防治牲畜疫病的措施”。

〔13〕王连海《李嵩〈货郎图〉中的民间玩具》，《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2期。

〔14〕几本《货郎图》中，货郎所戴“项链”的物品组合形式稍有不同，在故宫博物院本中，小葫芦、耳朵、脚的模型没有挂在货郎脖子上，而是挂在腰侧，其中就有一个脸的模型，但上面只有鼻子。故宫博物院本与克利夫兰本对于货郎的表现很相似，但克利夫兰本中的耳朵和鼻子模型就挂在货郎脖子上的“项链”上。在台北故宫本中，耳朵和小葫芦更是被挂在了右边货郎担的边缘深处。

〔15〕江兆申最早注意到货郎身上“悬齿目标识，是为牙科与眼科医生”，见氏著《灵沤类稿》，台北世界书局1997年版，第228页。

〔16〕邢玉瑞《祝由疗法与原始思维考辨》，《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6期；丁媛、张如青《从出土文献看中国早期的祝由疗法》，《中医药文化》2011年第3期；吴丛姿、黄雪莲《中医祝由疗法源流考》，《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17〕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本，也有人认为写的乃是“五百件”。见童文娥《李嵩〈婴戏货郎图〉的研究》，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年。

〔18〕辨识画中各种货物，一直是研究《货郎图》的学者们的兴趣点所在。如童文娥《李嵩〈婴戏货郎图〉的研究》、张嘉樽《从〈市担婴戏〉中货郎担上货物探讨货郎的多重身分》，《书画艺术学刊》第十四期（2013年）、袁子羽《风俗·吉祥·广告：李嵩〈货郎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19〕黄小峰《儿戏与沙场：13-16世纪婴戏图中对战争的回应与想象》，《美术研究》2018年第5期。

〔20〕王耀庭《传宋李唐〈炙艾图〉研究》，《故宫文物月刊》第333期（2010年12月）；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县出土的明代医疗器具》，《文物》1977年第2期；和中浚《明清外科刀具的命名功能及分类》，《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1期；任旭《宋代〈卫济宝书〉之研究》，崔蒙、朱冬生主编《中医药信息研究进展》（一），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423—427页；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伍秋鹏《从考古发掘和明清传世实物看九针的形制演变》，《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1〕李时珍著，刘衡如等校注《本草纲目》册下，卷43，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3页。

〔22〕童文娥《李嵩〈婴戏货郎图〉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个动物，但她认为是“鳄鱼玩偶”，见文中第91页列举的货郎担上物品名单。

〔23〕代琪、叶俏波、杨茂艺《穿山甲的本草考证》，《中药材》2018年第2期。

〔24〕童文娥认为《货郎图》中有象牙，她所指认的应该就是这个水牛角，见童文娥前引文，第91页。

〔25〕《本草纲目》册下，卷43，第1587页。

〔26〕唐慎微撰，尚志均等校点《证类本草》，卷22，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531页。

〔27〕《本草纲目》册下，卷45， 第1660页。

〔28〕《证类本草·牛角》，卷17，第449页。

〔29〕《证类本草·蛙》，卷22， 第543页。

〔30〕童文娥认为画上的青蛙是端午节的象征，可能是将蟾蜍（蛤蟆）与青蛙混为一谈了，见童文娥前引文，第 91页。

〔31〕图见Ellen Johnston Laing, “Li Sung and Some Aspects of Southern Sung Figure Painting”, Artibus Asiae, Vol. 37, No.1/2(1975), pp.5-38, fig.10.

〔32〕俞亚琴《百物担来群婴嬉——昆仑堂美术馆藏〈货郎图〉赏析》，《书画艺术》 2012年第2期。

〔33〕扬之水《“妆得肩头一担春”：读宫制“货郎图”散记》，《紫禁城》2017年第1期。

黄小峰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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